偶尔走进教导员“任老头”的办公室，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被称为“顺风耳”的神奇东西——电话机。那是1978年前后我在红旗学校读书的时候。
　　与其说对那架粗粗的电话绳连着黑黑的听筒和带摇柄的机座的电话机有印象、倒不如对墙上挂的那两支作为电话机电源的特大号电池印象更深刻。
　　之前，我只是在《机电》教科书里看到过包括“任老头”办公室那种“摇把式”在内的、当时我们国家常见的四种电话机介绍。除了文字说明以外，书上还配了相应的电话机绘图。虽然书上说当时最先进的电话机是机座上装了有机玻璃制作的圆形拨号盘、拨号盘上的十个小圆孔对应着机座上1234567890十个阿拉伯数字的那一种。不过很长时间我对此说法将信将疑、似懂非懂，因为我觉得这种拨号电话机操作上比“摇把式”电话机并没有方便多少啊。
　　大约1986年，我在父亲生前好友、县农机厂上班的宗丰潭叔叔的办公室终于真正见识了这种“最先进”的电话机。宗叔叔告诉我，这叫程控电话，只要拨对方的三位数号码就可以直接通话，不需要人工转接和等待。当然只限于县城范围内。
　　这回我算是真正明白了这种程控电话“一拨就通”的好处，因为在四年前我已有过一次用“摇把式”电话打长途的痛苦而漫长的经历。
　　1982年5月25日，年仅49岁的父亲患癌症不幸去世。80的奶奶、母亲、已经出嫁的姐姐以及在家的兄弟姐妹呼天喊地哭成一团，家里一片混乱。晚年丧子、中年丧夫、幼年丧父全被我家摊上了。
　　远在大连铁道学院读大二的哥哥还不知道呢。父亲去世一个多月前，不甘心的哥哥从大连请假赶回老家，背起父亲再次上杭州肿瘤医院。医生的诊断自然与前一次姐夫送去时一样：太晚了，没治了。哥哥返校前留下话，由于临近期末考试、学业紧张，如果父亲暑假前去世，他就没法回来奔丧了。哥哥还说起，他们是铁道部直属院校可以和铁路部门免费打长途电话。这可是一种很特殊的待遇，因为当时邮电局好像没有民用长途电话，通讯主要靠写信和发电报。义乌到大连发电报三天左右能到，写信要一周左右。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父亲去世后我想到火车站打电话试试，尽快把噩耗告诉作为长子的哥哥。这样既可以省几块电报费，也比发电报来的快。
　　第二天中午10点多钟，戴着重孝的我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胡乱扒了几口饭，匆匆步行7华里赶到就近的荷叶塘火车站。说明情况后，车站调度人员十分同情、帮我挂了电话。不过调度员告诉我，义乌与大连路途太遥远，需要人工中转的总机太多，一两个小时恐怕不一定能挂通。
　　等待的时间过得特别的慢，那种内心痛苦和焦虑无法用言语表达。4个多小时过去了，挂出去的电话还是没有回音。家里正在办丧事，下午3点左右，我带着饥饿和疲惫，只好沮丧地回家了。
　　不过，惊奇的是电话最后居然打通了。从大哥的来信中得知，好心的车站调度员替我向大连铁道学院的老师转告了我父亲去世的噩耗。当天晚上，系里老师又及时告诉了我哥。
　　挂通这个免费长途电话足足花了7个多小时。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通讯事业日新月异。拿起电话便可以听到地球每一个角落的声音。方便快捷、功能强大的手机、可视电话、网络电话、卫星电话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平时自己对这一切似乎已司空见惯，也不怎么在意。不过，这次用铁路电话打长途的特殊而难忘记忆，除了增添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也让我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讯事业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及背后的东西有了更深切的感悟。